光伏业存活最久的幸存者：First Solar东山再起

22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6页。

通过阴阳—德刑阴阳—经权的逻辑推演，德刑主辅获得了其成立的合法性，进而得以在实际的伦理政治中呈现和表达。由于刑主杀而德主生（《汉书·董仲舒传》），为了符合儒家王道政治的理想形态，董仲舒主张为政者应该顺应天意，在施政当中以德教为主、以刑罚为辅，所谓任德教而不任刑（《汉书·董仲舒传》）。

始生就是生生，生生之谓易，统顺承即是生生得以完成的一个终始过程。在《春秋繁露·玉英》中，他提出要对权的使用范围和条件细加审查：权之端焉，不可不察也。以上辨析的意图旨在说明人（民）之暗于义利，也就是不能认知真正的大小、轻重与贵贱，常常只能识别义小利大的表面实用价值，对义大利小的深层道德价值视而不见。此重任即为按照圣人之善【17】的根本价值规范教化人（民）。董仲舒指出，作为民的每一个人的成德为善源于个人禀赋天性之外人事生活的内在要求，即德善有待于教而成，是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

通过从人性（民性）之自然到受命教化的起承转合，董仲舒基本完成了对成德主体（民）及其合理性与德教主体（王）及其合法性的说明。16故性比于禾，善比于米。既识本心，元无一物，先生立言，本末具备，不堕一偏，万物无蔽。

南宋以后，道学家主要通过创办民间书院的教育组织和学术组织，从而形成各有学术宗旨的地域性学统。梦泉当时虽未领略，终念念不置。尽管陆九渊与二程之间并没有学术授受关系，但是他对二程之学表达了自己的尊敬和肯定。[28]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象山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十八，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1884页。

亦有相去千里，素无雅故，闻其大概，而尽得其为人。后因困志知反，时陈正己自槐堂归，问先生所以教人者。

但是，淳熙年间张栻、吕祖谦早逝，朱陆二派成为备受关注的学术焦点。所以，朱陆二人又有淳熙八年（1181）的南康之会。陆九渊讲学注重发明本心，其《年谱》对这一段的书院讲学活动，有更加详细的记载：先生常居方丈。[36]袁甫在祭文中反复申明象山学统的大旨在我之本心，同时强调这一学派宗旨来之于孟子，其实就是将象山书院的学统与儒家道统联系起来。

此后，陆九渊均被学者以象山先生称之，其学派也以象山学派称之。第一个时期，从乾道八年（1172）至淳熙九年（1182），陆九渊在家乡金溪建槐堂书屋讲学，初步奠定所谓槐堂之学。其原因有二，其一是象山精舍是一所比槐堂更为成熟、完善的书院，并且是兼学术与教育为一体的书院，史载陆九渊居山五年，来见者案籍逾数千人[31]，故而成为与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丽泽书院并列的南宋四大书院。[6]这一段时期内，朱陆之间的学术分歧已经明显呈现。

当然，陆九渊最早并没有称之为书院，而是以精舍称之。程颢的这些思想，与陆九渊之学更为接近，故而可以从义理脉络、思想理路方面确定程颢与陆九渊之学的密切联系。

总之，陆九渊通过槐堂讲学，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弟子，自己的学术也得到了明显的发展。[7]显然，由于陆九渊的学术声誉空前提高，原来依托于故宅的槐堂从事民间学术与教育的事业已经受到限制，他只好转移到寺庙、道观和县学等更加宽敞的专门讲学之地，以满足听讲者的需求。

陆九渊在家乡创建槐堂象山精舍讲学，最终完成道学思想与地域学统建构，成为他一生最重要、最有成就的事业。其二，陆九渊具有创办一所体现自己教育理念的书院性质教育—学术机构的构想。家乡的读书人纷纷前来求学，迎来了陆九渊民间讲学的第二个高潮，而且比前一阶段的规模、影响更大。所以师道复兴其实强化了共同价值信仰的道统观念，同时也强化了师徒授受的学统观念。南宋时，朱熹就曾将陆九渊之学与程门弟子谢良佐、再传弟子张九成联系起来。[5]从陆九渊的槐堂讲学实践，可以发现他一直贯彻自己的教育理念。

其一，他们都是浙江四明人，是相互熟悉的老乡。象山后学中有许多杰出者，特别是那些对自己听课有深刻体会和感受的弟子。

陆九渊也提出心皆具是理，心即理的命题，应该说与程颢之学有着学术脉络与思想理路的关系。[33] 陆九渊：《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钟哲点校，第489页。

由于陆九渊热衷讲学而不注重著述，加之他善于启发人心，讲学效果很好，故而他在槐堂、象山精舍的讲学影响很大、传播很广，能够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弟子。陆九渊有大量的候职、赋闲时间，能按照自己的心愿从事学术教育活动。

[24]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上蔡学案》，《宋元学案》卷二十四，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931页。袁甫在祭祀象山先生的祭文中说：先生之学，得诸孟子。据《年谱》记载，槐堂是一个包括多个教学设施的院落，即堂东有陋室，西有高轩，北窗南窗，东有隐室，又曰留轩，西有王渊，又近家之西有茅堂[4]。[31]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象山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十八，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1885页。

陆九渊说自己的学术来源于孟子，就是对自己道统地位的肯定。可见，槐堂可以说是一处以讲堂、斋舍等讲学设施为主体的书堂。

而且，这一教育理念，在槐堂的教育实践中，产生了积极的人才培养的效果。[30]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槐堂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七十七，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2570页。

甬上四先生在南宋学术史上地位较高，《宋史·陆九渊传》称门人杨简、袁燮、舒璘、沈焕能传其学云。槐堂讲学期间，朱陆之会集中讨论、争辩工夫论问题，而象山讲学期间，朱陆二人通过书信的方式，又展开激烈的学术论战，这一次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周敦颐的无极太极问题，涉及新儒家的本体论问题。

 注释：[1]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水心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十四，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38页。陆九渊创建象山精舍讲学期间，也是他的学术进一步成熟完善时期。盖先生深知学者心术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念虑之正者，顷刻而失之，即为不正。

应该说，这里均不是指学术师承的授受关系，而主要是指义理脉络、学术谱系的思想理路，当然也可以看作是二程及其弟子对陆九渊之学的学术影响。可见，陆九渊在槐堂的讲学活动，其实就是一种书院类型的教学实践，体现出宋代儒学通过民间讲学、形成以书院为学术基地的特点。

[5] 陆九渊：《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钟哲点校，第488页。但象山天分高，出语惊人，或失于偏面不自知，是则其病也[26]。

朱熹的这一看法，得到了学术史家的进一步肯定。杨简自己就是这种教学方式的受益人，他个人的学术成就与此密切相关，他后来进一步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